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体现。提升国际话语权有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两个方面。外生变量指对外传播的平台和载体建设，包括方式方法、策略手段、政策举措、舆论氛围等等；内生变量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学科体系，包括命题、思想、观点、标准、话语方式等等。加快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哲学社会科学，适应于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这既是应对西方话语控制权和主导权的需要，也是解答时代课题的内在要求。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关键在于主体性的确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

　　主体性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内生变量。它要求创造性地理解和应用马克思主义，概括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伟大生动的实践经验，提出新理念新范畴新思想。没有主体性就谈不上话语权问题。深入理解这一点要从自信、自主、自省三个方面入手。

主体性意味着自信。提升国际话语权，传播中国好声音要理直气壮，不要羞羞答答，遮遮掩掩。毋庸讳言，我们目前的话语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西方新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还在有意无意地丑化、漫画化、妖魔化我们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特色和优势还不够明显。然而，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更加需要我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我国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也给了我们自信的充分理由。自信不是自大，也不是固执己见。我们反对两种对自信的错误理解：一种认为，自信就是在国际上只能说中国的优点和好话，不能提中国的问题和不足，不能批评，否则就是抹黑中国，反过来就是只能说西方国家的坏话，不能提任何西方国家的进步和优点，否则就是崇洋媚外；另一种认为，自信就是弘扬和回归传统文化，就是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化。第一种的扣大帽子的做法不是自信，恰恰反映了一种不自信的心态；第二种有保守和自闭的倾向，忽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向和全球化的趋势。这两种做法不仅难以提升国际话语权，还会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主体性意味着自主性。自主性就是不盲从。西方人眼里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难免变形走样，原因在于他们总是从西方思维框架和价值观念的有色眼镜中进行观察，因而无法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提升国际话语权首先要有我们自己的独立主张，而不是东施效颦、人云亦云地跟随别人的脚步和思想，更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话语权绝不是形式主义的比谁的声音大，而是富有内容的观念传播。我们目前的国际话语权偏弱的根本问题在于，一是针对中国问题的话语解释力不够；二是好声音被封堵，传不出去。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原因，一些人的学术研究有一种学术奴性的倾向，具体表现在丧失主体性的立场，迷信和膜拜西方学术，运用西方的研究范式、范畴和术语探讨西方的问题，跟在别人的后面跑，无批判地引用国外的文献和资料，没有对中国问题和命运的深沉关切，从西方的话语体系和话语方式出发，“发现”了中国的落后、愚昧、无知、不文明等等，不接地气地挥舞着道德大棒对中国的种种不对之处进行谩骂和批判，却不能解释如此“黑暗”的中国为何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习近平同志强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能教条主义地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必须从国情出发，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及时提出和运用新思想、新理念、新办法解决新问题，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避免“肌无力”。比如，在今天依然试图照搬他国的现代化经验和做法，通过殖民和掠夺的暴力方式实现现代化，这不仅是开历史的倒车，也是行不通的。另外，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约束也逼迫我们必须走一条适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探索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依法治国，创新发展理念，坚持全面从严治党。近代以来，西方就拥有在全球的话语权，我们从开始的睁眼看世界，到五四时期高举科学和民主的大旗，再到后来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一直是在西方话语霸权的裹挟下踉跄前行。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崛起，我们从起初的学徒成长为具有自主性的国家，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十三亿人的最大公约数，传播这一价值观的意义在于，重塑中国形象，让一向仅从哈哈镜里观察中国的人能够了解真正的中国。

　　主体性意味着自省。自省是一种自我批判意识和边界意识，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要义。我们倡导中国道路及其世界意义，仅仅在于反对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欧洲化、美国化的主张，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是实现现代化的方式。我们强调提升国家话语权不是要像某些超级大国一样推行中国霸权，就此而言，中国威胁论是站不住脚的谬论。我国的道路和经验也是立足于我国的国情和历史背景的选择，我们绝不夸大中国经验的普遍性，而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它的历史性和具体性。每一个国家都有权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一条适合本国的道路，我们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中尊重这些国家的选择。所以，我们提升国际话语权，绝不是主张单一的现代化道路，而是主张多元化和多样性，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我们的理论话语的基本主张。

　　从传播能力转向话语能力，这是近年外宣工作的重要转向。我们必须通过主体性的发挥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讲好中国故事。近期的英国脱欧、川普上台等一系列事件增加了世界的不确定性，这些事件使得意识形态领域和话语权争夺更加复杂。中国学者要在理论性与现实性、历史性与当代性、继承性和创新性、统一性和多样性、排他性和开放性的张力关系中寻找平衡点，建构自我和主体性，推进文化强国战略，要运用合适的语言和方式，让海外接受负责任的大国、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形象，为世界和平和正义贡献力量，避免世界的单极化和霸权主义，这既有赖于对资本主义本质的洞察和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有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优势的呈现，也有赖于“走出去”步伐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