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一年，做足学术准备的考古队走进茫茫戈壁，探寻2000多年前的历史风烟。10年间，他们数百次往返于我国陕西、甘肃、新疆等地，在实践中提出“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的理论，打破了学术界长久以来“游牧民族居无定所”的论断。　　

　　2007年，团队在东天山地区发现了疑似是大月氏王庭遗址的“东黑沟遗址群”，该成果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然而，这个重大发现到底是不是大月氏遗址？要想得到国际学术界公认，就必须走进中亚，沿着其西迁路线“走出去”，找到西迁中亚的大月氏遗存，做到两相印证。　　

　　“走出去”，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面对陌生的国度，王建新既茫然又担心——在那里考古研究，能否得到国外同行的支持配合？能否得到政策支持和条件保障？在中亚开展考古研究有没有外交支持？　　

　　“既然中国考古一定要走出去，那就由我开始吧！”2009年，王建新成为首个进入中亚开展考古研究的中国学者。　　

　　从东天山出发，追踪月氏西迁路线，到达乌兹别克斯坦。在境外考古工作中，考古队逐步探索出了“大范围系统区域调查与小规模科学精准发掘相结合”的研究模式。　　

　　2015年，考古队先在撒马尔罕西南的西天山北麓山前地带找到了属于康居文化遗存的撒扎干遗址，这个发现令人振奋不已。因为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当年正是经康居抵达月氏的。　　

　　2016年，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南部小城拜松，考古队发现拉巴特墓地。经过对时空范围、文化特征等方面的系统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界一致认可：拉巴特遗址很可能就是寻找已久、西迁中亚的大月氏！这意味着：考古队用中国话语为阐释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提供了实证资料和科学依据。　　

　　“走出去”12年，中亚考古取得了阶段性成果。2019年，“中乌联合考古成果展——月氏与康居的考古发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历史博物馆展出，引起当地公众、国际学术界以及全球各大媒体的高度关注。2020年12月，由西北大学与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绝域苍茫万里行——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段）考古成果展”在故宫博物院举办。　　

　　这是中国科学家在中亚考古研究领域的重要突破。这些成果对国际学术界的一些流行观点，甚至写入教科书的结论提出挑战，从而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学术话语权。　　

　　考古队初到乌兹别克斯坦考察时，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了国际公认的欧亚考古“三巨头”之一的意大利学者妥金。妥金很不客气地说：“我们在这里调查了十几年，该弄清楚的都清楚了，你们还来干什么？”如今，当他得知中亚考古队在他调查过的地方又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聚落遗址，并取得新的突破性发现后，对中国考古队的态度发生了“大转弯”，不仅邀请考古队喝酒，还要商谈研究合作。　　

　　西域夏季干旱，是开展考古发掘的黄金时段。在大漠戈壁，考古队员们常常是在忍受着太阳暴晒、蚊虫叮咬的同时开探方、看剖面、清理文物。加上没有成熟经验借鉴、没有充足条件保障，要面对的是来自国内的误解、当地学者的疑虑，还有陌生环境和语言的隔阂……但在队员们看来，“只要每天都在努力，就会每天都有进步。”　　

　　克服了各方面的不利因素，考古队在乌兹别克斯坦西天山地区、国际学术界认为的“空白地带”，新发现了数百处古代文化遗迹，发掘了迄今规模最大的康居贵族墓，建立了乌兹别克斯坦考古史上首座考古现场保护大棚，发现了找寻已久的极有可能是大月氏的文化遗存——拉巴特墓地……　　

　　谈及20年的艰苦历程，头发花白的王建新依然满怀激情：“考古连着过去，也为现在和未来服务，想要知道我们的文明会走向何方，就必须找到我们的根。”　　

　　2013年12月，在陕西省政府支持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双方组成中乌联合考古队。学术研究与国家战略深度契合，并能为“一带一路”建设服务，中亚考古队员们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充满信心。　　

　　自从10年前走进乌兹别克斯坦，中亚考古队就创立和推行了“考古发掘+遗址保护+人才培养”三结合的工作模式，为该国培养了一大批专业人才。在他们推动下，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签署合作协议，共建“丝绸之路人类与环境国际联合实验室”，共同寻求丝路考古的新突破。　　

　　“我们不能在中亚进行掠夺式考古，只要资料，不保护文物。”王建新说。从进入中亚发掘第一天起，中亚考古队就秉持着负责任的态度——所有发掘的探方在考古工作结束后，一定要全部回填保护。这是一件花钱又费力的事，在多年来的各国中亚考古队中并不多见。　　

2019年，中亚考古队荣获“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称号。王建新教授先后入选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最美奋斗者”候选人、陕西省道德模范、陕西省岗位学雷锋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