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在国内多辛苦啊！找个中介，只要肯花钱，就能从中学开始由专业机构设计包装办法和成长路线，为进入世界名校做好一切准备。”小学六年级孩子的家长刘静说，在班里其他家长为小升初焦头烂额时，她决定给儿子找民办初中，然后就安心等着出国了。　　

　　记者通过调查了解到，这几年，一些留学中介纷纷在推高端的“私人订制”，为准备留学的孩子提供贴身服务。比如，如何更早地规划学习、如何把自己打造成国外学校最喜欢的那一类学生、如何让自己的简历更加与众不同，等等。　　

　　刘静说：“我大概咨询了一下，时间越长收费会越高，光是咨询费可能就得几十万。”　　

　　动辄砸下几十万上百万元的费用让孩子出国受教育，在留学大众化的今天，并非个案。从逻辑上来推理，孩子越是享受到贴近自己、适合自己的教育，发展得就应该更好。但现实是，“我们仍然每年都会听到留学失败的案例，当然也包括那些给孩子花了很多钱进行定制服务的‘土豪家庭’，有时候这样的家庭更容易产生‘问题孩子’。”启德教育集团北美产品中心总监胡光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了一个怪现象，家长们在孩子教育过程中发力的多少与孩子的成功之间并不成正比，甚至，家长设计得越多孩子就越难成功。　　

　　留学从父爱型向母爱型转变　　

　　“我不想家、也不想回家。”曾桦说。曾桦是高二到北美留学的。留学是妈妈对他进行人生规划中的一步：在国内享受扎实的基础教育，然后到国外接受更好的高等教育。　　

　　“我每一步都是按照她的计划走的，小时候上什么学校、上什么课外班、吃什么东西、交什么朋友都听她的，我最盼着就是出国，虽然也是按照她的想法，但是至少可以自由一些了。”曾桦说。　　

　　不过，让曾桦没有想到的是出国并没有摆脱“被安排”的命运。　　

　　一下飞机曾桦就见到了妈妈通过留学机构事先联系好的接机人，接机人先递给他一张当地的手机卡，然后把曾桦送到事先就已经联系好的住宿地方，“拿着手机卡，再摸着兜里我妈给准备好的银行卡，觉得自己根本没有离开家，最多是到了隔壁城市旅游。”曾桦说。　　

　　“现在的家长生怕孩子吃苦，会对我们这些中介机构提出很多细致的要求。”胡光说，现在不少大的机构在国外都有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的一部分功能就是“无忧管家”，从孩子一踏上外国的土地就给他们提供帮助，从落地、找房子、安排生活，到学校报到、课程安排等一应俱全。　　

　　在各种留学群中被称为“水哥”的、北京和创留学创始人曹贤水曾经说“留学行业已经即将从3.0时代进入到了4.0时代”。也就是从之前的留学信息完全不对称，到移动互联网时代所带来的信息泛滥，人们之间的差距已经不体现在所掌握的信息的多少上，而是体现在是否能对一个领域的信息进行纵向的、专注的研究，从而形成知识体系上。“今年跟我们签约的学生，都是咨询了至少3家公司的，有的甚至咨询了七八家公司”。　　

　　在这种变化下，留学机构考虑的是如何转换服务模式，“我们就要考虑是否能做到‘父爱型’的服务和‘母爱型’的服务兼得。”曹贤水说。　　

　　中介公司考虑的是如何提供“父爱型”和“母爱型”兼顾的服务，而在现实中，家长在孩子留学这件事上似乎已经完全从原来的“父爱型”转变为“母爱型”。　　

　　1981年出生的赵妍忘不了自己的留学经历。　　

　　1996年初中毕业的赵妍没有考上高中，她周围的同龄人有的上了中专、有的上了技校，等着她的是一所职业高中。赵妍觉得这样的未来毫无希望，于是决定东渡日本留学。　　

　　那个时代，留学属于两类人：一类是学习出类拔萃能申请到高额奖学金的；一类就是赵妍这种在国内升学无望的，选择自费留学。　　

　　其实当时对赵妍一家来说，出国留学的前景并不比上职高清晰，甚至更加模糊。“但是，与其在国内不好不坏的混着，不如出去闯荡一下，历练之后总是能长本事。”赵妍的父母虽然是普通工人，却在赵妍出国留学这件事上异常坚定，在他们看来“孩子吃点儿苦是件好事”。　　

　　当时摆在赵妍一家人面前最大的困难就是钱，“其实还有很多其他困难，只是其他困难我们即使想办法也解决不了，只有筹钱这件事能想办法。”赵妍说。那些日子赵妍家最常见的景象就是：一家人坐在一起算计能拿出多少钱，还能借到多少钱，向谁能借钱。　　

　　终于钱凑齐了，赵妍到了日本。　　

　　“真到了那里才知道，中介只在刚到的时候带了我们一下，剩下的几乎全得靠自己。”赵妍说，把必须要花的钱花完之后，“几乎变成赤贫了”。　　

　　“想想那时候的日子真像一下子被扔进了无边的黑暗中。”赵妍说，虽然很苦、很想家，但是并不敢跟家里人联系，因为电话费太贵，而且“家里人知道了情况也帮不了自己”。赵妍很快就开始找工作，“就像很多描写早期留学生生活的电影一样，我首先找的也是餐馆。”洗碗、端盘子这些事情赵妍都干过，好在，赵妍在国内学过二胡，很快她便开始每晚在几家餐馆拉二胡，生活才慢慢稳定下来。　　

　　赵妍跟曾桦的境遇可以说是天壤之别。　　

　　其实，赵妍是中国第一代独生子女，虽然从小在父母的呵护中长大，但是那一代的父母还没有被太多的教育理论武装，没有能力设计孩子，再加上当时人们普遍收入水平较低，所以，只能做“狼爸”狠下心让孩子出国自己闯荡。这些年，随着签证政策的放开、国内家庭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出国留学贵和难的问题都解决了。”胡光说，家长们对孩子的影响反而无处不在了，恨不得变身为“贴身保姆”随时跟在孩子身边。　　

　　家长过度保护 孩子成“妈宝儿”　　

　　“这是一个父母用力过猛的时代。”胡光说，随着从业时间越长，自己每年都会接触一些留学不成功的案例，跟这些孩子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孩子的问题不是出在“学校选得不合理”“课程跟不上”“生活习惯有差异”等具体问题上。　　

　　“能力不够钱来凑”，这成了很多家长的心理，孩子成绩不够就花钱补课，孩子资历不够就花钱包装，孩子自理能力不够就花钱找个“海外管家”，于是一些机构便推出“30万、100万保你出去”的项目。“事实上，留学中介机构是没法保证这种结果的。”曹贤水说，这种广告语只不过抓住了有钱家长的心理：“最贵的就是最好的。”　　

　　曾经有大学老师对大一的新生说：你们一定要“挣断脐带做大人”。现在对于孩子来说，“挣断脐带”成了很难的事，因为除了脐带，父母还在努力为孩子们“加固”着襁褓，甚至是金钱堆起来的“黄金襁褓”。　　

　　“我们公司是不给学生做网申的。”曹贤水说，因为学生自己经历这个过程是能学会很多东西的，“但即使是我们这种有如此明确定位的公司，学生能够自己独立找机构到交钱到申请的占比也不到一半。剩下的基本还是家长代劳。”　　

　　其实并不是有钱人家才会给孩子做“黄金襁褓”。　　

　　胡光介绍自己曾经有一个客户来自湖北的一个地级市，一家三代挤在一套小房子里，不买房子就是攒钱让孩子出国留学。　　

　　什么都替孩子打理好，换来的并不一定是孩子的感恩，更可能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妈宝儿”。很多孩子到了国外不会铺床、不会洗衣服，就连跟人正常的沟通都很难。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曾经采访过这样一个孩子，在寄宿家庭住了3个月也不知道寄宿家庭的父母是做什么职业的。这孩子每天白天上学，回到家就进自己房间，根本不跟寄宿家庭交流。　　

　　而跟这些相比，更让人痛心的是，总被家长的“黄金襁褓”保护的孩子，无法学会担当，不能承担责任。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一直从事留学中介服务的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他最近很烦恼，因为他管的一个孩子在美国上高中，三天两头“惹祸”，看谁不顺眼就跟谁打架。前些天又因为一点小摩擦便大打出手，最终学校决定作开除处理。“出了事，孩子的父母第一时间不是从自己孩子身上找原因，首先想到的是让我能出面帮他们把这件事摆平。”这位业内人士说，据他所知，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每一个关卡都靠父母铺路，所以根本不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记者手记：以前人们经常形容80后、90后是垮掉的一代、迷茫的一代、错乱的一代——以此来形容上一代人对下一代人的失望。其实，现在被父母规划、设计、保护的一代才真正让人担忧。　　

　　这些家长一方面希望孩子出国独立生活可以学更多知识、增长更多技能、拿到炙手可热的文凭；另一方面，孩子不用打工不用接触社会不用跟说外语的人打交道，他们又将孩子用襁褓包裹得严严实实。那么，这些裹着黄金襁褓的年轻人为何要出国，有一张文凭就能包打天下吗？回来以后他们能做什么？这些被“抱大的一代”，对自己的行为无法负责的“妈宝儿”，今天不能对自己负责，明天又能对谁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