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一直是一个传统又常新的话题，一边是孩子肩上越减越重的负担和逐渐褪色的童年，一边是家长越发严重的焦虑和更加义无反顾地投入。最近随着各种媒体的报道，这一话题又增添了诸多敏感和无奈。某市最严减负令出台6年，数学杯赛、奥数培训班却越来越火爆，缘何减负成为了如此尴尬的口号，减负难成为了无法被扑灭的火焰？作为教育研究者应该认真分析和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动因和根源。　　

　　考试制度的变革，小升初考试取消变为就近入学，变相地堵了一批学生通过考试高分进入知名中学的路，但因为同时保留了名额极少的特长生升学渠道，致使竞争愈发惨烈。来自于培训机构和学校的双重利益驱动一直是最受抨击的，培训机构作为各级培训和考试的推手，因其逐利的本质，必然会在供需之间建立利益链条。链条的一端连接着家长们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迫切渴求，另一端，连接早已赚得钵满盆满的培训机构。培训机构自然希望培训和考试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另一方面，部分学校有“掐尖需要”，为了招到“尖子生”保证学校升学率的口碑，在不能自己组织考试的政策要求下，自然会与运作灵活的培训机构建立“私下联系”，由培训机构代为出面，招揽优质生源。　　

　　面对减负问题，行政部门往往单纯采用“堵”的方式，以“不得”或“不准”的字眼来震慑，比如规定义务教育阶段任何学校不得举行或变相举行与入学相关的考试、测试，不得将各种竞赛成绩、奖励和各类考级证书作为入学条件和依据。由于只能对学校进行堵，却对作为“法外之地”的各类培训机构束手无策，于是一方面学生在校时间在减少、教材在变薄、作业量在减少，另一方面空出来的时间又迅速被家长用各类培训填满，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学生陷入“家-学校-培训机构”新的三点一线生活。　　

　　教育行政部门在“堵”，各类培训机构在“突”，在一堵一突之间进一步放大了公立教育，尤其是公立义务教育本身存在的问题。公立教育所支持的是一种按需备用的学习，可以被称为储备式学习，难以集中应对诸如小升初应试等各类所谓来自第三方的考试，即无法实现过于个性化的实用性价值。这部分对教育个性化实用价值的需求来自于家长，当学校无法承担时，也就为培训机构的兴起买下了伏笔。　　

　　减负难的深刻根源则在于，作为中产阶级的家长对后代未来的普遍焦虑，导致了教育额外消费时代的到来。社会的稳定需要各阶层各司其职，当历经千辛万苦攀上中产阶级的家长开始思考后代的未来时，他们会发现“知名中学-知名大学-良好工作-社会晋升”可能变成了无法靠“拼爹”的孩子拥有美好未来的唯一路径，所以他们必须给孩子更好的教育，因为他们深信只有今天更多地投入，孩子的未来才会更有保证。　　

　　不管是教育行政者，还是学校或家长，应该回归理性，孩子的一生很长，就像是万米长跑，千万不要人为地切成一百个百米跑。在万米长跑中，让你先跑几十米又何妨。对于学校来说，在一再退缩中固然划清了责任边界，但却丧失了对于孩子完整发展的学校意义。对于家长而言，在教育额外消费时代要学会理性消费，切忌抓住了今天，而丢掉了未来。